塌房五年后，曾深陷性丑闻漩涡的李胜利难道再一次登上热搜。

视频中，面对不愿一同前往的女性时，他用力拖拽打骂对方，全程令人窒息。

以上片段出自不久前BBC上线的纪录片——《Burning Sun：揭露韩流谈天室里的隐秘》，性侵、迷奸、权钞票交易、吸毒……五年前那桩掀起韩国娱乐圈海啸的“胜利案”，被填充了更多惊悚恐惧的细节。

李胜利的塌房，始于一起偶然的看似毫无关联的报警。

当时韩国人气特不高的摇滚歌手郑俊英，被女友景美指控非法拍摄色情视频。

但在警方调查过程中，景美却主动撤销了报案。

郑俊英紧急召开了公布会，称这只是“两人之间玩笑一样的举动”。

一时刻，舆论迅速倒戈，攻击的矛头转向了给郑俊英造成巨大名誉损害的景美，对其进行荡妇羞辱。

然而，一份匿名人士寄出的郑俊英手机数据备份，让此案发生了巨大反转。

他的手机中，存有数十个女性被非法偷拍的视频。

一个包含李胜利、郑俊英等数名韩星的谈天群显示，他们会乐此不疲地分享偷拍的视频，蔑视侮辱女性，言语污秽不堪。

在他们眼中，女性是供人取乐的工具。

甚至不止一次，郑俊英迷奸包括粉丝在内的女性，记录下性侵的过程，并发到谈天群里炫耀。

以上内容已足够震碎一般人的三观，接下来他们践踏女性的罪行更让人如坠深渊。

2017年，李胜利包下菲律宾一座岛屿，邀请世界各地富商和明星，耗资数十亿韩元举办生日派对。

他在这场奢华生日派对中的身份是提供性招待和性贿赂的皮条客，真实目的则是为不久后在江南区开设的夜店“Burning Sun”筹集资金。

夜店深处设有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私密房间，门口有大量保镖看守，专供VIP顾客使用。

为了赚钞票，李胜利会不惜一切代价满足顾客的要求。

在夜场他担任DJ，吸引大批女粉前来。

但毫无戒备的女孩，正是他们围猎的对象。

女孩们喝下下药的酒水后任人宰割，被拍下性剥削视频非法传播。

“他让我笑着拍照，但我完全笑不出来，我好想挡住自己的脸，然而他不让”。

清醒后，她们在极度恐惧中被逼拍下自愿发生性行为的讲明，让加害者免于被指控。

如此猖獗的犯罪恶行迟迟得不到揭露，离不开官商勾结、权钞票交易。

开头景美指控男友郑俊英的案件中，警察甚至没有按照正常流程检查过郑俊英的手机，最后便以证据不足草草收场。

谈天室里的明星酒驾被抓，不大会儿就被放出来，总长还亲自发短信咨询候生日欢乐。

一边是麻木不仁、恶行罄竹难书却逍遥法外的加害者们，另一边是在被侵犯被偷拍的噩梦中无法醒来的受害者，和饱受粉丝骚扰恐吓的吹哨人。

时隔三年，有勇敢发声的受害者讲起自己在夜店的遭遇时，泣不成声，难掩痛苦。

最早报道郑俊英性丑闻的女记者朴孝实，被其粉丝人肉搜索出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，每天凌晨两点到五点都会收到大量骚扰电话。

挂掉电话后，这些人还会发垃圾短信，上面写满了类似“xx一样下贱的人一辈子”等侮辱性话语。

经历了以上种种，朴记者精神崩溃，此后经历两度流产，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，至今没有小孩。

曾报道过张紫妍事件的姜京允记者，报道李胜利性丑闻时正处于孕期，怕家里人担心从未提过调查一事，独自忍受着谩骂、孤独和疲乏，坚持搜集证据。

翻看手机数据时，姜京允记者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悲伤，因为本该爱护公平与正义的警察与加害者同流合污。

当调查因寻不到为李胜利提供庇护的“警察总长”关键人物而陷入僵局时，具荷拉主动联系了记者，并竭尽所能提供关心。

作为遭遇过男友色情报复偷拍的受害者，具荷拉明白女性孤立无援的无望。

因此，她收集录音，讲服胜利案的涉案明星崔钟训主动报案，最终关心警方寻到了曾在青瓦台工作的“警察总长”。

然而，正义的到来并没有让具荷拉的处境变好，也不足以抚慰受害者们饱受践踏的心。

2019年11月24日，具荷拉在首尔的家中自缢身亡。

五天后，轰轰烈烈的调查迎来了最终宣判，高层无受贿嫌疑全身而退，李胜利等要紧人员刑期一减再减，最长的被判处五年，短的仅有一年六个月。

截至纪录片播出时，李胜利、郑俊英、崔钟训已全部刑满释放，最近有传闻称被韩国人唾骂的李胜利将在香港定居，似有卷土重来的趋势，而郑俊英则试图以制作人的方式重回音乐界。

Burning Sun倒下了，但韩国还有多少个类似的夜店在上演着人间惨剧？

正如姜京允记者所讲的那样：“我只是想把一颗鹅卵石投进一个大池塘。没有出现巨浪也是正常的，围绕权力和性产生的各种咨询题并不是新奇事。这件事是对他们的一个警告，尽管池塘大概又安静下来了。”

不久前，韩国刚刚发生了“第二个n号房”事件。

毕业于首尔大学的两个主犯从2021年起开始制作并传播用“深度伪造”技术换脸合成的色情照片视频，目前受害者已达61人。

看似经济发达、文化强势输出的韩国，实则社会中布满着令人不安的强奸文化和厌女症。

譬如韩国特有的“Molka”现象，指的是在公共场合偷拍的犯罪行为。据有关数据显示，韩国偷拍犯罪事件从2010年一千多起飙升至2017年的六千多起，其中女性受害者占到80%。

办公室厕所内、酒店、地铁站、更衣间，所有肉眼可见的小孔都被女性用纸巾堵了起来，即使有些洞没有摄像头也被塞住，用来防止各种隐蔽的偷拍。

韩国迷你剧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中就有如此一幕，女孩对上厕所充满恐惧，因为针孔摄像头几乎无处不在。

n号房、李胜利事件之后，网友对女性的荡妇羞辱、随意安上的“滥交”帽子，是对受害者的二次损害。

深究背后的缘故，是从韩国的立法、媒体到民众，都适应了对性犯罪的轻视，纵容了对女性的性暴力。

韩国司法部公布的《2020年性犯罪白皮书》中，自2008年以来，被控性犯罪者中只有26%入狱，而被指控非法偷拍并传播的人，入狱比率跌至惊人的9%，协助传播者入狱仅有2%左右，事实上特不多人通过行贿就能恢复自由。

当年李胜利案舆论甚嚣尘上时，李胜利娱乐公司的股东大言不惭地反咨询记者：“3年前的谈天室对话假如有罪的话，那韩国所有男人不差不多上罪人了吗？”

当大多数人对强奸文化没有多少负罪感时，能够想见，韩国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性剥削和性暴力差不多严峻到了何种程度。

但依旧有前赴后继的勇士们为理想的平等社会而努力，如同揭露n号房的民间组织“追踪团火花”的宣言一样——“我们要切断把女性视为漂亮的花朵、最终和性器官画上等号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纽带。我们不是花，而是火花。”